集美新城这片安置房完成竣工备案
集美新城这片安置房完成竣工备案
集美新城这片安置房完成竣工备案 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先生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(mínzhǔgémìng)的伟大先行者,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。在厦门,多处可见“中山印记”:厦门港的繁荣(fánróng)印证着(zhe)《建国方略》的远见卓识,中山路的骑楼诉说着百年沧桑,集美学村传承着教育救国的理想……
从革命理想的实践到(dào)港口建设的推进,从城市风貌的塑造到教育事业的传承,厦门以(yǐ)独特方式延续着与孙中山先生的深厚渊源。今年是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,本期“厦门档案故事”将为您(nín)讲述这段跨越时空(shíkōng)的记忆。
1912年(nián)闽南同盟会纪念合影。
孙中山曾计划潜渡厦门指挥(zhǐhuī)战斗
1900年,义和团运动爆发(bàofā),孙中山首次到台湾,并以台湾为司令部策动(cèdòng)惠州起义,计划在义军指挥郑士良率军入闽时,潜渡厦门。之所以选定台湾为这次起义的司令部,市档案馆(dàngànguǎn)工作人员解释说,因为台湾与厦门往来便利,在革命(gémìng)斗争中无论接济、内渡(nèidù)均比较方便,对革命活动十分有利。
孙中山抵台后,与台湾总督府代表后藤新平取得联系。当时,日本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假意支持,企图借起义(qǐyì)军攻占厦门之机(zhījī)染指福建。1900年10月7日,惠州(huìzhōu)爆发起义,起义军一路势如破竹,沿着海岸向(xiàng)东挺进(tǐngjìn)厦门。彼时日本内阁更迭,新首相伊藤博文获知孙中山正在台湾指挥惠州起义军向厦门挺进,遂(suì)下令立即驱逐(qūzhú)孙中山。起义军军火援助断绝,导致惠州起义失败,厦门起义付诸东流,孙中山前来厦门指挥战斗的计划就此搁浅。
孙中山的首次台湾之行长达一个多月,其间,厦门籍商人李春生、吴文秀(wúwénxiù)给予了大力支持。李春生1865年(nián)自厦门迁居台北,后成为台湾茶业巨擘。1913年孙中山再度(zàidù)访台时,下榻的“梅屋敷”也是李春生的房子。吴文秀则是位豪爽(háoshuǎng)侠义的茶商,在台北大稻埕经营良德茶庄,时任台北茶商公会理事长,不仅热情接待孙中山,还慷慨资助(zīzhù)革命事业(shìyè)。
厦门市档案馆馆藏图书(túshū)《中山全书》上下册
关注厦门的革命(gémìng)活动
指导密友播撒革命火种(huǒzhǒng)
孙中山非常关注厦门的革命活动,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得到厦门人民的积极响应。1911年(nián)11月(yuè)14日,数千名(shùqiānmíng)左臂扎着印有“革命军”白布条的群众(qúnzhòng),在修筑漳厦铁路工人的带领下占领了提台衙门。翌日,厦门光复。
1914年(nián),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(gémìngdǎng),委派在厦门英华书院任教的叶青泉为福建(fújiàn)支部长。1917年,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时,急需一个宣传阵地,孙中山密友(mìyǒu)许卓然积极筹办《江声报》,孙中山亲自题写报头,使其成为闽南地区重要的革命喉舌。1921年,孙中山指示厦门同盟会会员许春草,将其从事爱国活动所依靠(yīkào)的群众组织改名为“厦门建筑总工会”,次年又令许春草在厦门设立(shèlì)国民党联络站,当时的秘密活动点就设在鼓浪屿笔山路(shānlù)。1922年,陈炯明叛变,孙中山通过(tōngguò)住在鼓浪屿的同安籍侨领郑螺生联络许春草,委任其为福建讨贼军总指挥,要求尽快夺取(duóqǔ)厦门。
闽南华侨成为孙中山的革命(gémìng)挚友
孙中山曾感慨地说:“华侨是革命之母。”言之确凿,在他所领导的“驱逐(qūzhú)鞑虏(dálǔ)、恢复中华”的斗争(dòuzhēng)中,华侨给予了大力支持,这其中就包括闽南华侨。
东南亚作为闽籍华侨的主要聚居地,也(yě)是孙中山革命(gémìng)运动的重要基地。闽南华侨深受孙中山感召,或投身(tóushēn)革命前线,或慷慨资助革命事业,与孙中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。孙中山也将(jiāng)他们视为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。
在这些闽南华侨中(zhōng),厦门籍华侨就占了一半,包括陈粹芬(chéncuìfēn)、陈楚楠等。如今,大陆首座中山华侨公园坐落在翔安,其主体建筑“晚晴园”完全按照新加坡同盟会旧址复建,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捐赠的孙中山、陈粹芬等10人高分子蜡像陈列其中(qízhōng)。园内还有两座(liǎngzuò)碑林区(bēilínqū),分别是中山语录碑林和中山墨迹碑林。
陈粹芬作为孙中山的革命伴侣,自1892年(nián)(nián)起便坚定追随(zhuīsuí)孙中山,在长达22年的岁月里,她不仅悉心照料孙中山的生活起居,更深度参与多次武装起义,负责联络、筹款等工作。“南洋(nányáng)革命党第一人”陈楚楠,1906年成为同盟会新加坡(xīnjiāpō)分会首任会长,他多次为革命慷慨解囊。1917年回国担任大元帅府参议。由于当时政局(zhèngjú)持续动荡,陈楚楠于1933年重返新加坡。
由孙中山题写报头的《江声报》(1933年2月1日(rì)第一版局部)
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关键节点两次助力陈嘉庚兴学
在跟随孙中山革命的厦门籍华侨中,陈嘉庚是(shì)捐款数最多、最具影响力的一位(yīwèi)。
1909年,陈嘉庚在新加坡(xīnjiāpō)晚晴园结识孙中山,从此与革命结缘。1910年,陈嘉庚剪去发辫,宣誓加入中国同盟会,成为其政治(zhèngzhì)生涯的(de)重要里程碑。陈嘉庚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充满敬意和支持(zhīchí),他积极捐款捐物,为革命提供重要的经济支持。
1911年,孙中山从法国返回上海(shànghǎi)准备筹组新政府,途经新加坡,陈嘉庚和同盟会会员前往码头与其会面。陈嘉庚感叹于一位(yīwèi)革命领袖竟然乘坐(chéngzuò)条件很差的二等客舱,即送1万元(wànyuán)给孙中山作为归国路费。孙中山回国后,被推选(tuīxuǎn)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(dàzǒngtǒng),准备从上海往南京就职。12月29日,孙中山向陈嘉庚发来急需用款的电报,陈嘉庚立即电汇5万元给予支持。
1912年,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到故乡集美(jíměi),着手筹办教育。据市档案馆工作人员介绍,在陈嘉庚兴学过程中,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在关键时刻先后两次给予(jǐyǔ)有力的帮助。第一次是(shì)1921年,陈嘉庚拟聘请林文庆(línwénqìng)博士担任厦门大学校长,而林文庆此前已收到孙中山邀请(yāoqǐng)他襄助外交事务的电报。左右为(wèi)难之际,林文庆决定(juédìng)发电报给孙中山,请他最后裁决(cáijué)。孙中山接到电报后立即复电,同意林文庆到厦门大学任职;第二次是1923年,时值军阀混战,闽军(mǐnjūn)与(yǔ)粤军在高崎海峡两岸对峙、交火,造成两名侨生死亡。为保障师生安全,集美学校校长叶渊倡议划集美为“中国永久和平之村”。孙中山批准在案,并由陆海军大元帅府(fǔ)大本营内政部电令闽粤两省省长及统兵长官对集美学校特殊保护,“倘有战事,幸勿扰及该校,俾免辍废,则莘莘学子,永享和平之利”。
1956年(nián),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(sūnzhōngshān)诞辰90周年之际,中央(zhōngyāng)有关部门专门成立纪念筹委会,陈嘉庚被委任为副主任。同年,陈嘉庚在集美学校(xuéxiào)师生和集美镇各界代表联合举行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。2016年,孙中山孙女孙穗芳向集美大学捐赠第195尊孙中山铜像。如今,融合嘉庚建筑与革命精神(jīngshén)的集美学村,既是“教育救国”理念的实践典范,更见证着孙中山对教育的特殊关怀。
《建国方略》中绘过发展蓝图(lántú)
孙中山十分关注厦门建设,百年前就看中(kànzhòng)厦门港口的区位优势。市(shì)档案馆藏有《中山全书》(上下册),其中(qízhōng)收录了孙中山在《建国方略》中对厦门的设想。
孙中山写道:“厦门有(yǒu)深广且良好之港面,管有相当之腹地,跨福建、江西两省之南部,富于煤铁矿产。此港(cǐgǎng)经营对马来群岛及南(jínán)亚细亚半岛之频繁贸易,所有南洋诸岛,安南、缅甸、暹罗、马来各邦之华侨(huáqiáo)大抵来自厦门附近,故厦门与南洋之间(zhījiān)载客之业极盛。如使铁路已经发展(fāzhǎn),穿入腹地煤铁矿区,则厦门必开发而为比现在更大的海港。吾意须于此港面之西方建新式商埠,以为江西、福建南部丰富矿区之一出口(chūkǒu)。此港应施以新式设备,使能联(shǐnénglián)陆海两面之运输以为一气。”
这一规划,不仅是对厦门港地理位置和(hé)自然条件(tiáojiàn)的高度认可,更是一种具有前(qián)瞻性的战略布局。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百年前为厦门港打造的图景,如今都已被现实超越,厦门港早已成为东南国际航运中心和我省首个千万标箱级世界强港。
在《建国方略》中,孙中山还提出在厦兴筑沟通南北、连接全国的铁路(tiělù)规划,包括建设厦门建昌线和厦门广州线。遗憾的是,推翻清廷后(hòu)建立(jiànlì)的中华民国政治腐败,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付诸东流。新中国成立后,1957年福建(fújiàn)的第一条省际铁路——鹰厦(yīngshà)铁路全线通车,其路线与“厦门建昌线”基本吻合。目前,厦门的铁路已有鹰厦、杭深(hángshēn)、龙厦、福厦高铁等,确立了沿海铁路枢纽(shūniǔ)的地位,孙中山所构想的“厦门广州线”也基本实现。
鹭岛多处“中山(zhōngshān)”印记
从中山公园(zhōngshāngōngyuán)、中山路,到孙中山铜像和相关地名,厦门这座城市用最特别的(de)方式纪念这位革命先行者。
作为厦门最早的城市公园,中山公园始建于1927年,历时4年建设,于1931年开放,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弘扬“天下(xià)为公”精神(jīngshén)而命名为“中山公园”。1938年厦门沦陷期间,日寇因忌惮孙中山革命精神的巨大影响,将公园更名(gēngmíng)为“厦门公园”,并毁掉纪念碑上的《建国大纲》石刻。1985年石刻得以修复(xiūfù)。同年(tóngnián)在邓颖超的提议下,在中山公园南门广场修建孙中山全身(quánshēn)铜像。
始建于1920年代的中山路,同样以“天下为公”的精神命名,后(hòu)来经历了数次(shùcì)更名,直到改革开放后恢复原名并沿用至今。厦门大同中学、大同小学(xiǎoxué)的创办和命名,也是为了(wèile)纪念孙中山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。1928年5月(yuè),鼓浪屿图书馆改名为“中山图书馆”。同年,爱国华侨杨忠权(yángzhōngquán)创办“华侨医院”,后更名为“中山医院”。
目前,厦门(xiàmén)有6座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铜像,分别位于中山公园、双十中学镇海校区、中山医院、集美孙厝、中山华侨公园和集美大学。

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先生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(mínzhǔgémìng)的伟大先行者,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。在厦门,多处可见“中山印记”:厦门港的繁荣(fánróng)印证着(zhe)《建国方略》的远见卓识,中山路的骑楼诉说着百年沧桑,集美学村传承着教育救国的理想……
从革命理想的实践到(dào)港口建设的推进,从城市风貌的塑造到教育事业的传承,厦门以(yǐ)独特方式延续着与孙中山先生的深厚渊源。今年是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,本期“厦门档案故事”将为您(nín)讲述这段跨越时空(shíkōng)的记忆。

1912年(nián)闽南同盟会纪念合影。
孙中山曾计划潜渡厦门指挥(zhǐhuī)战斗
1900年,义和团运动爆发(bàofā),孙中山首次到台湾,并以台湾为司令部策动(cèdòng)惠州起义,计划在义军指挥郑士良率军入闽时,潜渡厦门。之所以选定台湾为这次起义的司令部,市档案馆(dàngànguǎn)工作人员解释说,因为台湾与厦门往来便利,在革命(gémìng)斗争中无论接济、内渡(nèidù)均比较方便,对革命活动十分有利。
孙中山抵台后,与台湾总督府代表后藤新平取得联系。当时,日本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假意支持,企图借起义(qǐyì)军攻占厦门之机(zhījī)染指福建。1900年10月7日,惠州(huìzhōu)爆发起义,起义军一路势如破竹,沿着海岸向(xiàng)东挺进(tǐngjìn)厦门。彼时日本内阁更迭,新首相伊藤博文获知孙中山正在台湾指挥惠州起义军向厦门挺进,遂(suì)下令立即驱逐(qūzhú)孙中山。起义军军火援助断绝,导致惠州起义失败,厦门起义付诸东流,孙中山前来厦门指挥战斗的计划就此搁浅。
孙中山的首次台湾之行长达一个多月,其间,厦门籍商人李春生、吴文秀(wúwénxiù)给予了大力支持。李春生1865年(nián)自厦门迁居台北,后成为台湾茶业巨擘。1913年孙中山再度(zàidù)访台时,下榻的“梅屋敷”也是李春生的房子。吴文秀则是位豪爽(háoshuǎng)侠义的茶商,在台北大稻埕经营良德茶庄,时任台北茶商公会理事长,不仅热情接待孙中山,还慷慨资助(zīzhù)革命事业(shìyè)。

厦门市档案馆馆藏图书(túshū)《中山全书》上下册
关注厦门的革命(gémìng)活动
指导密友播撒革命火种(huǒzhǒng)
孙中山非常关注厦门的革命活动,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得到厦门人民的积极响应。1911年(nián)11月(yuè)14日,数千名(shùqiānmíng)左臂扎着印有“革命军”白布条的群众(qúnzhòng),在修筑漳厦铁路工人的带领下占领了提台衙门。翌日,厦门光复。
1914年(nián),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(gémìngdǎng),委派在厦门英华书院任教的叶青泉为福建(fújiàn)支部长。1917年,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时,急需一个宣传阵地,孙中山密友(mìyǒu)许卓然积极筹办《江声报》,孙中山亲自题写报头,使其成为闽南地区重要的革命喉舌。1921年,孙中山指示厦门同盟会会员许春草,将其从事爱国活动所依靠(yīkào)的群众组织改名为“厦门建筑总工会”,次年又令许春草在厦门设立(shèlì)国民党联络站,当时的秘密活动点就设在鼓浪屿笔山路(shānlù)。1922年,陈炯明叛变,孙中山通过(tōngguò)住在鼓浪屿的同安籍侨领郑螺生联络许春草,委任其为福建讨贼军总指挥,要求尽快夺取(duóqǔ)厦门。
闽南华侨成为孙中山的革命(gémìng)挚友
孙中山曾感慨地说:“华侨是革命之母。”言之确凿,在他所领导的“驱逐(qūzhú)鞑虏(dálǔ)、恢复中华”的斗争(dòuzhēng)中,华侨给予了大力支持,这其中就包括闽南华侨。
东南亚作为闽籍华侨的主要聚居地,也(yě)是孙中山革命(gémìng)运动的重要基地。闽南华侨深受孙中山感召,或投身(tóushēn)革命前线,或慷慨资助革命事业,与孙中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。孙中山也将(jiāng)他们视为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。
在这些闽南华侨中(zhōng),厦门籍华侨就占了一半,包括陈粹芬(chéncuìfēn)、陈楚楠等。如今,大陆首座中山华侨公园坐落在翔安,其主体建筑“晚晴园”完全按照新加坡同盟会旧址复建,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捐赠的孙中山、陈粹芬等10人高分子蜡像陈列其中(qízhōng)。园内还有两座(liǎngzuò)碑林区(bēilínqū),分别是中山语录碑林和中山墨迹碑林。
陈粹芬作为孙中山的革命伴侣,自1892年(nián)(nián)起便坚定追随(zhuīsuí)孙中山,在长达22年的岁月里,她不仅悉心照料孙中山的生活起居,更深度参与多次武装起义,负责联络、筹款等工作。“南洋(nányáng)革命党第一人”陈楚楠,1906年成为同盟会新加坡(xīnjiāpō)分会首任会长,他多次为革命慷慨解囊。1917年回国担任大元帅府参议。由于当时政局(zhèngjú)持续动荡,陈楚楠于1933年重返新加坡。

由孙中山题写报头的《江声报》(1933年2月1日(rì)第一版局部)
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关键节点两次助力陈嘉庚兴学
在跟随孙中山革命的厦门籍华侨中,陈嘉庚是(shì)捐款数最多、最具影响力的一位(yīwèi)。
1909年,陈嘉庚在新加坡(xīnjiāpō)晚晴园结识孙中山,从此与革命结缘。1910年,陈嘉庚剪去发辫,宣誓加入中国同盟会,成为其政治(zhèngzhì)生涯的(de)重要里程碑。陈嘉庚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充满敬意和支持(zhīchí),他积极捐款捐物,为革命提供重要的经济支持。
1911年,孙中山从法国返回上海(shànghǎi)准备筹组新政府,途经新加坡,陈嘉庚和同盟会会员前往码头与其会面。陈嘉庚感叹于一位(yīwèi)革命领袖竟然乘坐(chéngzuò)条件很差的二等客舱,即送1万元(wànyuán)给孙中山作为归国路费。孙中山回国后,被推选(tuīxuǎn)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(dàzǒngtǒng),准备从上海往南京就职。12月29日,孙中山向陈嘉庚发来急需用款的电报,陈嘉庚立即电汇5万元给予支持。
1912年,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到故乡集美(jíměi),着手筹办教育。据市档案馆工作人员介绍,在陈嘉庚兴学过程中,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在关键时刻先后两次给予(jǐyǔ)有力的帮助。第一次是(shì)1921年,陈嘉庚拟聘请林文庆(línwénqìng)博士担任厦门大学校长,而林文庆此前已收到孙中山邀请(yāoqǐng)他襄助外交事务的电报。左右为(wèi)难之际,林文庆决定(juédìng)发电报给孙中山,请他最后裁决(cáijué)。孙中山接到电报后立即复电,同意林文庆到厦门大学任职;第二次是1923年,时值军阀混战,闽军(mǐnjūn)与(yǔ)粤军在高崎海峡两岸对峙、交火,造成两名侨生死亡。为保障师生安全,集美学校校长叶渊倡议划集美为“中国永久和平之村”。孙中山批准在案,并由陆海军大元帅府(fǔ)大本营内政部电令闽粤两省省长及统兵长官对集美学校特殊保护,“倘有战事,幸勿扰及该校,俾免辍废,则莘莘学子,永享和平之利”。
1956年(nián),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(sūnzhōngshān)诞辰90周年之际,中央(zhōngyāng)有关部门专门成立纪念筹委会,陈嘉庚被委任为副主任。同年,陈嘉庚在集美学校(xuéxiào)师生和集美镇各界代表联合举行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。2016年,孙中山孙女孙穗芳向集美大学捐赠第195尊孙中山铜像。如今,融合嘉庚建筑与革命精神(jīngshén)的集美学村,既是“教育救国”理念的实践典范,更见证着孙中山对教育的特殊关怀。
《建国方略》中绘过发展蓝图(lántú)
孙中山十分关注厦门建设,百年前就看中(kànzhòng)厦门港口的区位优势。市(shì)档案馆藏有《中山全书》(上下册),其中(qízhōng)收录了孙中山在《建国方略》中对厦门的设想。
孙中山写道:“厦门有(yǒu)深广且良好之港面,管有相当之腹地,跨福建、江西两省之南部,富于煤铁矿产。此港(cǐgǎng)经营对马来群岛及南(jínán)亚细亚半岛之频繁贸易,所有南洋诸岛,安南、缅甸、暹罗、马来各邦之华侨(huáqiáo)大抵来自厦门附近,故厦门与南洋之间(zhījiān)载客之业极盛。如使铁路已经发展(fāzhǎn),穿入腹地煤铁矿区,则厦门必开发而为比现在更大的海港。吾意须于此港面之西方建新式商埠,以为江西、福建南部丰富矿区之一出口(chūkǒu)。此港应施以新式设备,使能联(shǐnénglián)陆海两面之运输以为一气。”
这一规划,不仅是对厦门港地理位置和(hé)自然条件(tiáojiàn)的高度认可,更是一种具有前(qián)瞻性的战略布局。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百年前为厦门港打造的图景,如今都已被现实超越,厦门港早已成为东南国际航运中心和我省首个千万标箱级世界强港。
在《建国方略》中,孙中山还提出在厦兴筑沟通南北、连接全国的铁路(tiělù)规划,包括建设厦门建昌线和厦门广州线。遗憾的是,推翻清廷后(hòu)建立(jiànlì)的中华民国政治腐败,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付诸东流。新中国成立后,1957年福建(fújiàn)的第一条省际铁路——鹰厦(yīngshà)铁路全线通车,其路线与“厦门建昌线”基本吻合。目前,厦门的铁路已有鹰厦、杭深(hángshēn)、龙厦、福厦高铁等,确立了沿海铁路枢纽(shūniǔ)的地位,孙中山所构想的“厦门广州线”也基本实现。
鹭岛多处“中山(zhōngshān)”印记
从中山公园(zhōngshāngōngyuán)、中山路,到孙中山铜像和相关地名,厦门这座城市用最特别的(de)方式纪念这位革命先行者。
作为厦门最早的城市公园,中山公园始建于1927年,历时4年建设,于1931年开放,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弘扬“天下(xià)为公”精神(jīngshén)而命名为“中山公园”。1938年厦门沦陷期间,日寇因忌惮孙中山革命精神的巨大影响,将公园更名(gēngmíng)为“厦门公园”,并毁掉纪念碑上的《建国大纲》石刻。1985年石刻得以修复(xiūfù)。同年(tóngnián)在邓颖超的提议下,在中山公园南门广场修建孙中山全身(quánshēn)铜像。
始建于1920年代的中山路,同样以“天下为公”的精神命名,后(hòu)来经历了数次(shùcì)更名,直到改革开放后恢复原名并沿用至今。厦门大同中学、大同小学(xiǎoxué)的创办和命名,也是为了(wèile)纪念孙中山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。1928年5月(yuè),鼓浪屿图书馆改名为“中山图书馆”。同年,爱国华侨杨忠权(yángzhōngquán)创办“华侨医院”,后更名为“中山医院”。
目前,厦门(xiàmén)有6座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铜像,分别位于中山公园、双十中学镇海校区、中山医院、集美孙厝、中山华侨公园和集美大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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